张福锁院士：四十年没“体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生逢其时”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限制型，人地、人粮矛盾极为突出，人均耕地仅1.3亩。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四十年没“体检”的中国土壤，今年迎来了大好机遇。全面开展土壤普查，摸清我国土壤数量和质量安全的家底和基线，夯实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吃饱）、食物健康（吃好）、农民增收（收入好）、生态文明（生活好），促进乡村振兴，支撑我国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58年，毛泽东同志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议的报告》，围绕摸清耕地土壤资源，总结农民群众鉴别、利用和改良土壤的经验，开展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并于1960年完成了相关普查任务。形成了耕地资源分布、土壤肥力、土壤改良概图等成果，对农田基本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为因地制宜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增加粮食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国发〔1979〕111号）部署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主要任务是查清全国土壤资源、类型、分布、面积、理化性状、生产性能和土壤肥力；对低产土壤限制作物生长的因素（酸、碱、盐、毒、冷、板结、过砂、过粘、土层浅、排水不良、水土流失等）和低产原因，以及高产土壤的肥力条件、特性和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了群众认土、改土、耕作、用地养地、低产变高产的经验。按照农区1：1万、林区牧区等其他区域1：10—20万比例尺图件开展普查工作。全国动用科技人员20余万人，调查县（区）2444个、国营农（牧、林）场312个和林业区44个，挖取观测土壤剖面500多万个，采集检测土壤样品200多万个，到1984年底，普查主体工作基本完成。第二次土壤普查全面查清了我国土壤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基本性状等，建立了我国土壤分类系统，编制了《中国土壤》《中国土种志》《土壤养分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等资料和图件，摸清了中低产田的比例、分布以及主要障碍类型，为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耕地开垦、中低产田改造、科学施肥、农业区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

通过两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针对性地解决了特定时期内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瓶颈问题，有力地支撑了我国近半个世纪的粮食持续增产，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解决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难题。此外，这两次普查构建了全国土壤学科体系，培养了专业的人才队伍，积累了普查工作经验，为全国土壤学科、植物营养等学科体系建设与农业科研队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从第二次土壤普查至今已近40年，这四十年恰是我国农业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改变了土壤资源利用方式、规模和强度，土壤数量、质量及生态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粮食总产由1979年的6642亿斤增加到2020年的13390亿斤，产量翻了一番。然而，化肥用量由1979年1086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6022万吨，提高了近6倍，虽然近5年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2020年降低到5394万吨，但单位面积用量仍为世界平均用量的3倍、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2019年我国农药总用量达145.6万吨，单位面积用量分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长期大量投入导致土壤养分大量累积，耕地地力发生明显变化，基础地力对产量的贡献率，比欧美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水肥和农药利用效率比欧美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增加；重金属污染，土壤新污染物风险增加（如：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微塑料等），近年来土壤安全事件已呈集中爆发态势；此外，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多功能性下降，对病虫害的免疫力、自净化和自稳性能力、固碳减排等生态服务功能也显著下降。

由于从国家尺度上对土壤质量与健康状况问题仍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导致土壤数据现状不清，危害程度不明，难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和食物安全的国家战略目标。因此，通过实施“三普”可实现对土壤资源数量、质量和健康变化状况的全面了解和实时把控，总结土壤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成功经验，打造全国“数字土壤”一张图的土壤数据库，提出面向绿色发展的国家层面土壤质量和健康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摸清我国土壤资源现状、弥补土壤技术数据信息的缺失和断层，既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国家战略的基础工程，也是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良和粮食产能提升的重要前提，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